这一年的十一月底，孙良应邀到济州讲学。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刚当上济州师院的教务主任，想在校长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托孙良在郑州联系几个名人到那里讲讲课。已经有两个人去讲过了，他们回来说，济州发展得很快，都快超过郑州了。还说，那里的师生虽然笨一点，但求知欲很强，很崇拜有真才实学的人，让人很感动。 “你的老家还是很有希望的。”那两个人对他说。现在轮到孙良自己去了，他想借此机会亲身感受一下故乡的变化，同时也看望一下自己的伯父。他在上海上大学的时候，伯父到杭州出差，曾专门拐到上海看过他，还给他留下了五十块钱。当时，那五十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够他花上两个月的。

坐着老同学派来的林肯牌轿车，走高速公路，用不了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济州。进入济州境内，他的眼睛就望着窗外，看公路边的那些麦苗、沟渠和麦地里的农人。农人们在清除地里的杂草，当他们伸起腰来的时候，几只乌鸦就飞了起来。看到这种情景，孙良有点激动。他想下车到麦地里走一走，和他们说几句话，听听乌鸦翅膀扇动的声音。可一想到麦地里的那些湿泥会把他的皮鞋和白色的袜子搞脏，他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再说了，高速公路上也不准随便停车啊，他想。

他在济州讲了两天课。既然师生们喜欢听那些热门话题，他就向他们介绍了已接近尾声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他讲的时候很动情，讲完之后，有许多学生围上来要求签名，购买他带来的自己的论文集。为了减轻学生们的经济负担，他按半价卖给了他们。不过，他给老同学的那一百本，可是按原价给的，因为那是给学校图书馆的。他问这一百本要不要签名，老同学说你省点力气吧，前面那两个人我也没让签。孙良说不签也好，我的手都签酸了。

讲完课的当天晚上，他的老同学来到他下榻的济州宾馆的三二四房间，说院长明天请他吃饭，并交代他见到院长该说些什么， “我们的高院长其实是个政客，现在还兼着副市长，此人喜欢附庸风雅。”孙良说，你放心好了，我不会给你丢脸的，我知道怎么对付这种鸟人。

房间里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把下午卖书的钱整理了一下。漂亮，一共有一千五百多块钱的收入呢。他将“请高院长斧正孙良”几个字反复练了几遍，然后把它们写到了书的扉页上。忙完这个，他就到楼下的小院子里散步。这里处于闹市区，周围的嘈杂更衬托出了这里的幽静。据说中央的领导人每次来济州视察，也都是住在这里。那些低矮的仿古建筑，在清冷的月光下，确有某种迷人之处。它们仿佛和历史沟通了起来，并和现实保持着距离。他看到这里的一些女服务员也很漂亮，她们说的不是济州话，而是标准的普通话。他倒很想听听济州话从那些漂亮姑娘口中说出来，是什么样子。有一句话说得好，乡音就是回忆的力量。

一个女服务员也在外面散步，她耳边举着一个小收音机。她走过他身边的时候，孙良闻到她身上有一种泡泡糖似的香味，他还听到了一种比较耳熟的声音。服务员听得很入迷，没有注意到孙良跟在她的身后。后来，她在一株悬铃木旁边停了下来，抱着那个小收音机，小声地哭了起来。

回到房间，孙良一直想着他在悬铃木树下看到的那一幕。他基本上看清了那个女孩的脸，看不清也不要紧，在一群女孩当中，他保证能把她挑出来，因为哭过的女孩子，眼睛会像小兔子那样发红。他相信自己能够把她带到房间里来，抚慰一番她那伤感的心灵。是啊，来济州仅仅是讲讲课，确实有点太单调了。

在对付女人方面，孙良虽然说不上是个高手，但也屡有斩获。孙良知道自己的性格中有某种轻松的东西，很讨女人喜欢。过了三十五岁之后，他感到自己的外貌、气质发生了一些变化，那种轻松的东西依然存在，但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内容——主要是沉稳，以及沉稳中蕴藏的某种难以捉摸的因素。沉稳有沉稳的优势，能给女人一种可依赖感；难以捉摸也有它的好处，能增加诱惑力。他确实有过不少艳遇，对这一点，孙良不像一般人那样抵赖。他乐意把其中的一些故事说给朋友们听。他很会剪裁，故事中比较困难的那一部分，在讲述的时候，他都顺便略去了。他不愿给生活抹黑，不愿让大家对生活失去信心。他想，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起码应该让朋友们感到生活是简单而有趣的。

他又走出了房间，这一次他没有到院子里去，他只是挨着楼梯去找那个听收音机的女孩。他尽量做出一副悠闲的样子，在楼梯上走上走下。他手指间夹着一支烟，可他并不点着，因为楼道里铺着地毯。后来，他看到二楼的服务台有一个小收音机在独自响着。他在那里默默站了一会儿，顺便用放在服务台上的一把指甲刀，修剪了一下指甲。再后来，他就把那个小收音机带回r房间。当然，在带走之前，他在那里留下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着：我想听听新闻，把收音机带到了三二四房间。他本来还想说明自己是高副市长的客人，但一想到那样做有点庸俗，就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