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以没能马上脱身，是因为在这时萨沙对我做了一个动作：他朝我仰起脸，并举起右手，把他那根笋尖般细嫩的小小的食指竖在双唇中间，就像在示意我千万不要做声。可以看作这是一个威严的暗示，我和萨沙彼此都没有忘记昨晚我们之间那次心照不宣的对视。这也是一个不可辜负的手势，这手势让我感受到萨沙一种令人心碎的天真。而伊琳娜却仿佛一时失去了暗示我的能力，她也无法对我表示感激，更无法体现她起码的礼貌。就见她忽然松开丈夫的拥抱，开始解那帽盒上的丝带。也只有我能够感受到，她那解着丝带的双手，有着些微难以觉察的颤抖。她的丈夫在这时转过脸来，颇感意外地看着伊琳娜手中突然出现的帽盒。这是一个面善的中年人，他的脸实在是，实在是和戈尔巴乔夫十分相似。伊琳娜手中的丝带滑落，她打开盒子，取出一顶做工精致的细呢礼帽。礼帽是一种非常干净的灰色，像在晴空下被艳阳高照着飞翔的灰鸽子的羽毛。这礼帽让戈尔巴乔夫似的丈夫惊喜地笑了，他以为——按常规，伊琳娜会为他戴上礼帽，但是，伊琳娜却丢掉帽盒，把礼帽扣在了自己头上。我所以用“扣”来形容伊琳娜的戴礼帽，是因为这按照她丈夫的尺寸选购的男式礼帽戴在她头上显得过大了，她那颗秀气的脑袋就像被扣进了一口小锅。礼帽遮挡了她那张脸的大部，只露出一张表情不明的嘴。礼帽在一瞬间也遮挡了她的礼貌，隔离了她和外界的关系，她什么也看不见了，包括不再看见瘦子和我。她可以不必同任何生人、熟人再作寒暄，她甚至可能已经不再是她自己。她的丈夫再一次欣赏地笑了，他一定是在妻子扣着男式礼帽的小脑袋上，发现了一种他还从来没有见过的幽默。然后，他们一家三口就拎着大包小包，朝远处一辆样式规矩的黑轿车走去。

其实我从来就没想过要把昨晚飞机上的事告诉给第二个人。昨晚发生了什么吗?老实说什么也没有发生。是萨沙贴在唇上的手指和伊琳娜扣在自己头上的礼帽让我觉出了某种无以言说的托付。特别当我预感到我和他们终生也不会再次谋面时，这“托付”反而变得格外凝重起来。嗯，说到底，人是需要被人需要的。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再次遥望了一下远处的伊琳娜，她头上晃荡的礼帽使她的体态有点滑稽，但客观地说，她仍然不失端庄——我知道我在这里初次用了一个我最讨厌的我表姐的口头语：“客观地说”。不过它用在这儿，似乎还称得上恰如其分。

我看见一个脸上长着痤疮的中国青年举着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他就是我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地陪了，我冲他挥挥手，我们就算接上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