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道了对不起，说他本来打算写信来着，只是太忙了，每天都要喝酒，中午喝，晚上还喝，喝得头昏脑胀，烦死人了。因为是求人家办事，请人家喝酒，自己不喝还不行，真没办法。丈夫还说，不光请人家喝酒，还要请人家干别的。有些事情等回家再跟她细说。

李桂常不再提写信的事，说：“那你就赶快回来吧，你儿子都想你了。”

丈夫给她带回不少东西，有穿的，有戴的，还有往脸上抹的。每拿出一样，丈夫都问她喜欢吗。她说喜欢。丈夫说，等下次出差，他一定给李桂常写信，让李桂常好好看看他的文采。李桂常只是笑笑。她不敢对丈夫写信抱什么希望了。晚间，丈夫问她是不是又看那封信了。这次李桂常没有隐瞒，承认看了。她心里还有一句话：你不给我写信，难道还不许我看看别的信吗！不料丈夫夸奖了她，说她这次表现不错，态度诚实。丈夫接着说了一篇子对信的看法，丈夫说，信作为一种交流信息的形式，其实已经过时了，因为信的传递速度太慢，信息量太少，效率太低。有写信、收信的工夫，一百个电话都打完了。打电话方便快捷，还能听到对方的声音，何乐而不为呢！他劝李桂常多多利用现代通讯工具，不要再保存那封信了。李桂常说：“这是两码事，二者并不矛盾。”丈夫说她太固执，“二者怎么能不矛盾呢，你对信情有独钟，就说明你的感情是怀旧的，思想是保守的。有这样的思想感情，就不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就跟不上时代的潮流。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关键是你的做法在伤害着别人的感情，并有可能危及到家庭生活的安全。”

“你说的太严重了，谁伤害你什么了？”

“你既然问到了，我要是不说出来，就显得不够坦率。你保存着那封信，我精神上一直存在着一种障碍，觉得我们生理上结合了，心理上并没有完全结合。我有时候还产生幻觉，好像柜子里藏着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个人，那个人会随时走出来，插足我们的夫妻生活。”

李桂常向锁着的柜子看了一眼，说：“那都是你自己瞎想的。”

“存在决定意识，要是那封信不存在，我就不会瞎想。我看你还是把信处理掉算了。”

“怎么处理？”

“我相信你会有办法。”

“我没办法！”

丈夫不高兴了：“说白了我看你是旧情难忘！”

“什么叫旧情难忘？我怎么旧情难忘了？写信的人都死了，难道连一封信都不能留吗！”说到写信的人死了，李桂常顿觉伤感倍生，眼泪夺眶而出。

和往常一样，一见把李桂常惹急了，丈夫就不说话了。停了一会儿，等李桂常情绪缓解下来才说。他说得静着气，像是生怕再把李桂常惹翻。他以自己作榜样，说他对李桂常爱得一心一意。自从和李桂常结婚后，他连一次老家都没回过，也没给农村老家原来那个离婚不离家的老婆写过信。这都是为李桂常负责，为儿子负责，为家庭的幸福安宁负责。不见李桂常对他的话有什么反应，他就给李桂常出了一个建设性的主意，让李桂常把兴趣转移到集邮上去。没人写信也没关系，可以到邮局买新发行的邮票。反正邮票不会贬值，只会增值。

李桂常仍没有说话。她为自己情急之中说出的那句伤感的话伤心伤远了，一时还在那句话里不能走回来。

后来，那封信到底还是失去了。一发现信不见了，李桂常马上向丈夫讨要。丈夫笑着，把李桂常稳住，说要给李桂常一个惊喜。李桂常说她不要惊喜，她什么都不要，就要那封信。丈夫对她打保票，说她一定会惊喜的。李桂常耐心等了几天，迟迟不见“惊喜”出现，就失了耐心，立逼着丈夫把信还给她。没办法，丈夫只好向她交底：丈夫把信作为稿子寄给矿工报社了，希望矿工报给予刊登。丈夫说，信一登在报纸上，保存起来就方便了。听丈夫这么一说，李桂常惊是惊了，但没有喜，而是恼了。她脸色煞白，双手发抖，坚决反对把她的信投出去发表。她质问丈夫，有什么权力把属于她个人的信投寄出去，要丈夫马上把信追回来。丈夫大概没想到李桂常会这样厉害，火气也上来了，指责李桂常不知好歹。二人吵得不可开交，动手撕扯起来。丈夫一不小心，碰到了大衣柜上的穿衣镜，把穿衣镜碰碎了，露出了后面的木板。镜子一碎，柜子里虚幻的空间就小了，似乎连卧室也变得逼仄起来。玻璃质的穿衣镜破碎时发出的声音有些大，对二人起到一定的镇定作用。丈夫说：“你看，碎了吧？”

次日，李桂常坐车到矿工报社追要她的信，人家说没收到那样的稿子。

1999年11月6日于北京